其三，坚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立，前者属于个人自由的领域，受私法调整。
只有在进入实际的政治体制之后，公民才能通过民主立法将权利予以具体化。针对各种不同的评价，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为此，政府便开始从整体上编制规划，管制市场，安排就业，协调财富的分配等，由此，相应的法律便出现了实质化的趋向。为此，有些学者批评他在权利问题上过于保守和谨慎，回避了许多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实体人权内容。不过，法律仅仅诉诸制裁来强迫人们遵守，就会蜕变成一种压迫，甚至一种变相的暴力统治。在哈贝马斯看来，权利是关系而不是东西，是关于人们可以彼此"做"什么的可能，而不是关于人们可以"有"什么的期盼和请求，然后由政府以家长的身份对某些"物品"进行分配与赏赐。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全球化和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具有"时间交叠"和"空间浓缩"的浓缩性质。
就全社会而言，法律一旦同时具备了事实性和有效性，就可以成为公民所同意的法律，就不会产生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负面效应。理性道德与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受理性反思的拷问，它的基础不是超越的神灵，也不再是"一向如此"的传统，而需要经过理性论证的考验。我们所探讨的可能性并非是彻底消除权力关系，而是能否通过对现代社会关系的整合，使非权力和金钱关系得到充分发展，使权力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处于非中心的位置，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关系的多元化？ （三） 结构整合 人类像其他社会性动物一样，在群合中组织生产、安排制度和调节生活。
在这个阶段，实质法治开始登场：试图通过对绝对财产权的限制和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照，抑制功利主义效率所导致的实际不公平后果。恪守实在法规则所构筑的"法律帝国"。以形式化或戏剧化的诉讼程序，装点形式公正的门面。于是我们发现，尽管神治、德治、人治的遗迹尤在，但在现代社会，法治逐渐取代了其他治道成为支配性治道。
" 当将这种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运用于社会领域，则形成了这样的论断：通过经验的总结与理性的反思，人们能够发现社会秩序的构造原理与运行规律，从而能够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确定规则。其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各种基金的设立和扩展，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裨使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从事非功利性事业，而无须在效率轨道上角逐永无止境的物质利益。
从"泰勒工作制"，到加尔布雷恩的"运动经济"原理。首先，现代法律中的制定法是通过理性反思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则。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自愿共同体与国家会是怎样一种关系？大量自愿共同体的存在，可能会弱化国家的权力。规则不再仅仅是高度技术化的"行话"，而主要是成员自己能够理解的生活话语。
与氏族社会的平等结构相比，特权身份制的等级结构包含了较多人为的因素。四、走向共同体法治：一种构想 （一）社会共同体 历史上，许多理想主义者都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无情地揭露、批判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与罪恶，并构想、设计了超越现实社会的理想方案，其中一些人甚至进行了大胆试验。伴随现代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诞生和胜利，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转变，即韦伯所言的"目的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取代了"价值合理性"。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价值由此发生了重要转变：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身份制，转为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身份制。
在这个阶段，尽管各社会在许多方面存有重要差异，但却存有某些共同特征：社会结构主要成为一种特权存在为主要标志的等级制权力结构。1900年《德国民法典》以概念精确、体系缜密和逻辑严谨而著称，更是理性的结晶。
还必须强调指出，任何理想的社会方案都必须考量人的需求的多样性。个人主义"把个人从社会中剥离出来，使他成为周围一切事物和他自己的惟一评判者，赋予他不断膨胀的权利，而没有向他指出他的责任，使他沉湎于自身的力量……" 由此妨碍了社会群体的互惠合作。
正如法国学者布兰克所指出的："它为遭到长期压迫的人类思想提供了呼吸的空间和活动范围，使人类思想恢复了自豪和胆略，使每一个人都能对全部"传统"、"时代"、"成就"以及"信仰"进行批判，使个人"满怀尊严"，"在无穷尽的斗争中，在普遍争论的骚动中，能够亲自解决自己的幸福与命运问题……" 但是，个人主义从一开始就自有其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它"代表了一种粗糙的和反社会学的或非社会学的观点"。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现代社会的形式法治便集中体现了这种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如果事后确立规则，然后适用于已经发生的事实，则违反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实质法治虽然在回应新的事实方面表现出某种灵活性，但这种回应方式带有家长式的专断气质，而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规则与事实的冲突。这种科层制的权力结构虽然受到法律的限制与约束，并彼此形成某种制约关系，但仍然在某种程度具有前现代社会特权身份制官僚体制的特征与气质，人们所处的权力等级标示其身份，而这种身份又标示着人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
然而，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高奏凯歌伊始，现代法治的种种缺陷就已初露端倪了：法律上的平等远非实际平等，甚至遮掩、放纵了实际不平等。这种自愿共同体的发展，会改变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古罗马市民法早期排斥和歧视外邦人的规定，便是这种遗迹的典型体现。或因违反道德受益而暗自庆幸。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视具体事实，无视特定人群的特殊需要，无视人们的特殊生活方式，强行一般规则，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冲突就愈益强烈。大型企业组织其中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组织，还以其经济实力不择手段地对国家立法施加影响，促使国家制定对其有利的规则。
" 实际上，这种社会关系的金钱化，导致了人对物的膜拜，人对人的变相奴役。以契约为纽带联缀起来的群合，虽然有自愿的外表，但在许多情况下仍然不是真正自愿的群合。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对共同体曾经进行过系统研究。通过实质法治的矫正与补救，这种紧张关系多少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1. 摆脱金钱的奴役 在斩断了特权身份制社会的各种关系羁绊之后，获得自由的个人面对的是一个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过着利己的、彼此隔绝的私人生活。一旦人开始从自身而不再是向神圣权威寻求秩序存续的根据与理由，一旦人的理性权威压倒了神圣权威，一旦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来世进入"天国"而是尽情享受现世生活，一旦生命的重心从诉诸内在信仰转向倚重外求利益，神治秩序就很难继续存在了。
金钱购买了讲坛，以此使讲坛占有者的言论自由有了格外的份量。政治权力的等级结构明显可见，并伴随政府干预的加强而不断强化。
这种索取只要具备"合法"的外观或能够成功地规避法律，就会增加"个人成就"的砝码。（二）具有充分正当性的秩序：共同体法治 上文描述了自愿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结构形式，分析了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国家等非自愿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以概念明确、语言通俗、体系严谨为特色，也试图以确定的规则为确保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导。这种目的合理性效率观的内在动力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守"典"如玉的欧陆国家，不得不通过一般条款以及对法律的解释打开了规则自治的门户。频繁的社会流动导致传统的"熟人社会"趋于解体，把人们抛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但如上所述，这又引发了新的问题。是政治官僚与技术官僚精心操纵的"理性魔法"，而不是基层大众生活实践的自然体现。
我们今天享受着效率带来的物质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进了精神生活的质量。处在权力等级底层的民众，实际地位之低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精制仅仅作为"此中人语"的法界"黑话"。其中前两个形态可统称作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后一个形态可称作现代社会。
